郑东新区造城记：异域乌托邦十五年
小秘书：
只要把“鬼城”两个字摆出来，总能引来一番热议。实际上，城市建设有提前量，一个城市是否鬼城，并非仅凭当下的经济数据就能断定。之前我们曾经发过来自克拉玛依的观察，也是在说，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和复杂性。
而郑东新区则是更加受人关注。从文化、生活等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座新城与周边的不兼容，但郑东新区却又以其高企的房价宣告，这里已成为人人向往之处。
或许我们可以说，来自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种子，在中国当前找到了它合适的土壤？
“如果一个城市的设计中不包含乌托邦的影子，那么这个城市根本不值一看。”
——刘易斯.芒福德
思想的源头：新陈代谢运动
长期以来，建筑师与乌托邦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正如库哈斯说的，“每一位建筑师都有乌托邦的基因。”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类似，建筑师也曾致力于以乌托邦城市的形式，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思想。中国近年来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一座新城就通过邻国日本的新陈代谢运动的关系，与建筑师的乌托邦发生了一种巧合关联。
回溯到五十多年前，1960年5月，著名建筑师路易斯.康应邀访问日本。在演讲和交流访问之余，他在日本建筑师菊竹清训的家中，和众多当地新锐建筑师彻夜长谈。在交流中，路易斯.康在费城规划实践中采用的巨构(megastructure)形式，给了日本建筑师不少启发。参与讨论的几个年轻人当时或未想到，自己日后会创造日本建筑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学派。
随后不久，在东京举办的世界设计大会上，评论家川添登与建筑师稹文彦、大高正人、黑川纪章、菊竹清训等人，共同发表了新陈代谢论宣言，并陆续出版一系列未来主义城市的书籍，正式宣告了新陈代谢学派形成和新陈代谢运动开始。
作为世界建筑史上少有的、发生在欧美地区以外的建筑运动，新陈代谢运动是当时日本社会思潮下建筑学界自发的和激进的反映。二战后，尤其是五十年代开始，日本进入了快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阶段，年轻的建筑师急迫渴望干预并改造城市，对城市未来发展产生了大量的乌托邦式的想象。同时，1959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因内部思想分歧解散，标志着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大一统般的城市范式成为历史。而后，现代与地域性思潮纷纷涌现，新时代已经到来。
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强化了日本建筑师对城市未来主义的实践渴望。二战后对传统日本文化的反思与自我认同的讨论，以及新一轮大规模对西方的技术学习，造成了这一思潮物质根基的矛盾：一方面学习西方，一方面又固执地坚持自我身份。
新陈代谢运动，一方面把生命体的生长和演化的思想映射到城市主义理论上，同时又强调新技术对城市建设的强力支撑，并试图与日本传统文化发生关联。在这一学派建筑师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有强烈未来主义风格的设计，有些甚至类似机械朋克的科幻和动漫作品。这体现了快速发展的社会对未来的热烈憧憬，仿佛是库哈斯《癫狂的纽约》那种激情的都市主义宣言的东京版本。
日本的新陈代谢运动与当时及随后一段时期欧洲兴起的高技派和新理性主义交相呼应。可以看做那个时期信息化与工业社会背景下建筑师们城市观的思潮涌动，以及对未来进行的大跃进般的畅想。六十年代，整个世界是沸腾的，那种革命般的激情思潮，直到八十年代才被市场化下的消费主义取代。
尽管那一时期的所有日本著名建筑师几乎都深受丹下健三，这个最受到西方推崇的日本建筑师的影响，丹下健三却从未正式成为新陈代谢运动的一员。不过，丹下健三主持的东京1960年总体规划的方案，可谓建筑师对城市乌托邦理想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新陈代谢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作品。这个方案现在看来，依然具有强烈未来主义风格，并远超一般城市规划师的想象：城市的建筑类似细胞一样，在东京湾线性有机生长，直至遍布整个海湾。
来自：
http://www.artribune.com/2011/12/metabolismo-visionario-o-della-giapponesizzazione/tange-kenzo-and-his-reserch-lab-in-tokyo-university-a-plan-for-tokyo-1960-1961-photo-kawasumi-akio-courtesy-tange-associates/
随后，黑川纪章成为新陈代谢运动的旗手，正是他的努力，使新陈代谢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黑川纪章思想的核心是共生：不同时间、时代的共生，不同文明、文化的共生。他还力主城市建设的机械主义转向生命主义，具体表现为形态上的根茎或网状结构。
事实上，黑川纪章的思想渊源来自日本佛教和禅宗的共生思想，并结合了生物学中物种的共生概念。黑川纪章的城市设计，往往以机械的手法来表现生物形态的巨构。他毫不掩饰对技术的推崇和迷恋，实质是以一种柯布西耶的方式来反柯布西耶。
以今天的观点看，显而易见的是，新陈代谢流派主张的乌托邦式城市设计方式，完全是自上而下的精英式规划。在1960年代后规划转型的欧美国家，这是完全不可行的：在规划伦理上不具备可操作性，与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式规划相去甚远。
同时，发达国家高度城市化之后，大规模新城项目的减少，也限制了乌托邦的可能。即便在公众参与相对滞后的日本，新陈代谢运动在都市实践的层面也离现实太远。新陈代谢主义者设计了诸多宏伟的乌托邦城市方案，但基本停留在平面图甚至草图上。除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建筑，新陈代谢建筑师在城市尺度很少有实现理想的机会。
或许是日本人骨子里有民族性的固执，在一轮轮全盘西化的浪潮中坚持传统。新陈代谢运动未能及时跟上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没能跟上世界上城市规划理论思潮和实践范式的转型。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再次成为新陈代谢运动自我展示的一个平台，但也成为绝唱。正是在那之后，新陈代谢运动日渐式微，1980年代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陈代谢的代表人物菊竹清训设计的塔状城市(左)和海上城市（右）
左图来自：
http://www.archcy.com/focus/jp/69b170481e51b321
右图来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arine_City_sketch_by_Kikutake_1958.jpg
异域的再生：郑东新区的实践
恐怕无人想到，数十年后，“新陈代谢”在日本建筑界早已销声匿迹之际，在中国的土地上，会有一座巨大的新城终于将这批都市主义者的乌托邦梦想落地。先锋建筑师们对日本城市未来发展的幻想，在异国他乡成为现实。
新陈代谢运动的代表人物黑川纪章，尽管在世界各地设计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单体建筑，但少有从事大规模的城市设计实际项目的机会。我们无从得知，他以及其他新陈代谢的核心成员对乌托邦造城的渴望究竟有多强烈。但也许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这个明星建筑师在职业生涯暮年，在异国他乡，通过一个超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实践，将曾经的乌托邦城市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郑州是华北平原上一个特色并不鲜明的城市。“郑州就是个大县城”，本地人往往这样戏谑称呼自己的城市。在历史深厚的中原大地，夹在洛阳和开封两座古都之间，郑州长期以来在城市身份和自我认同方面感到困惑。而郑东新区，则可看做郑州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追求。尽管郑东新区规划和建设的历程仅有十余年，但其思想根源完全可上上溯到上世纪6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新陈代谢运动。
回望世纪之交的中国，“中部塌陷”当时成为区域格局变化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为应对这种区域不平衡发展，“中部崛起”被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上议程。郑州，作为人口第一大省的省会，迎来了城市跨越发展的契机。在世纪之初，郑东新区确定要进行规划建设，并被作为增长极进行打造。新城规模和当时整个城市建成区面积相当，人工湖的面积则和西湖面积相当。如此大规模的造城运动，既是经济增长的产物，更是城市雄心的体现。
为了彰显城市的这种雄心，郑州市于2001年对郑东新区总体概念规划进行了方案国际招标。国内外的多家知名设计单位参与竞标。黑川纪章以突出的明星光环，拿下了这笔900万元的大合同。黑川纪章的理想化的城市主义策略，与这座城市雄心勃勃的新城经营计划不谋而合。“共生理论”，原先是异质元素的一种和解，在这里成为城市开发的一种合作方式。
随后黑川纪章为这个项目前后十次来到郑州，投入了相当的心血，并直接参与了一些居住区建筑设计。黑川纪章设计郑东新区的的核心思想，是生态城市、共生城市、新陈代谢城市、环形城市、地域文化城市。基于新陈代谢和共生思想，黑川纪章设计了一个看上去非常未来主义风格的方案。尽管没有丹下健三的1960东京规划那么夸张，但在所有竞标方案中最吸引眼球。黑川纪章不仅赢得了竞赛，他设计的郑东新区，也于2002年在世界建筑师联盟年会上获得“城市规划设计杰出奖”。在这个新城中，没有传统的城市中心，而巨大的人工湖、环形的交通组织，一方面与现有城市肌理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也让看惯了方格路网的人眼前一亮。在谷歌地图上看，环形路网和现有规整的方格网的老城区形成强烈对比，仿佛马赛克的拼贴。
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方案。虽然在市民投票中得到高比例赞成，但一直以来受到专业人士的非议。两院院士周干峙对其的“炮轰”，一度更将这座新城推上风口浪尖。实践中，新城面临和国内其他新城同样的问题：脱离了人的尺度的城市肌理，无法延续城市文脉；大尺度的地块和快速路建设，助推了小汽车发展，低密度的路网降低了慢行系统的可达性；公共空间空旷缺乏人气；环形的路网让本地司机也常迷失方向。
但不可忽视的现实情况是，它的确受到市场欢迎。大量企业、商业和地产开发将这里变成了城市发展最为迅速和最为繁荣的区域。尽管在刚开工建设的几年间还被成为鬼城，但目前高企的房价和热卖的楼盘，体现了这里已成为人人向往的绅士化的地区。
反思乌托邦：外来的嫁接
郑东新区的启动，是九十年代中期开发区热被叫停后的又一轮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标志。伴随着宏观经济形式在世纪初起飞，重化工业的扩张、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广，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可谓城市扩张的“黄金十年”。
郑州是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它没有厚重的历史，但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诸多变化可能。在全国地产开发萧条的大背景下，郑东新区的地产开发依然大规模进行着。部分东部企业的迁入，也带来了持续的产业生机。新城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至少城市的使用者、广大市民不会这么简单地做判断。
市民不会去深入研究黑川纪章的造城思想，那是远离具体生活的艰涩理论。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城的设计思想，事实上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与哲学的内涵。无中心的城市结构，很可能是其对日本禅宗的无常、皆空的哲理的表达。
在具体的方案设计上，也能看出当年新陈代谢运动的深刻烙印。如果你见过黑川纪章早年1960年代的菱野新城的规划的丘陵上的组团城市，就会发现，郑东新区的方案是多么相似。而从新城的核心区域，即围湖而建的CBD环形建筑群中，可以清晰看到新陈代谢运动另一位旗手菊竹清训的塔状城市和海上城市方案的影子。
来自：http://www.abbs.com.cn/report/read.php?cate=1&recid=2059
今日的郑东新区：CBD环湖建筑群鸟瞰(左)，遍布新区的高档小区（右）
左图来自:
http://www.zhengdong.gov.cn/viewCmsCac.do?cacId=ff808081330f754e01330fe5db9c0185
右图来自：
http://www.zhengdong.gov.cn/viewCmsCac.do?cacId=ff808081330f754e01330fe5db9c0185
根植于日本文化的建筑思想，通过物质空间建设，形成了一种对本地城市文脉的硬性嫁接。尽管黑川纪章也曾试图理解基地的文化背景，但止于表面形式。新城核心区两个人工湖的连接，形成“如意”的象征手法，仅在平面图上具有效果，完全是对中原文化形而上的理解。建筑和地景的硬性塑造，新城未能柔和融入本地城市地域性的文脉中。尽管在平面上展现了城市个性化的雄心，但在微观的人的尺度上，新城依旧是全球化、匀质化的。在识别性和观感上，新城虽然与其他城市很容易区分，但其空间身份感的塑造却严重缺失。
尽管这种设计上的文化背景未必被本地人理解，设计师的建筑语汇也与实际生活并无太多关联，但这一切却与当今的消费主义形成合谋。人们对新城的欢迎，或许只是在物质上迎合了消费主义的城市观，这和其他的中国城市乃至亚洲新兴经济体普遍的市民观点并无不同：更大的汽车，更大的住宅，看上去西化并现代、与老城全然不同的建筑和景观，都是更新、更好的生活。事实上，城市本身也在过去的模糊、现实的激进、未来的不明之中自我寻找。城市对身份塑造的渴求和自我认同的缺乏，造成了城市文化对过去的抛弃和对新生活的向往。
时代的结束：最终的幻想
郑东新区是黑川纪章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2007年黑川纪章去世，随后其事务所萧条直至倒闭，其设计的新陈代谢运动代表建筑舱体大楼，也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这可以看做那场新陈代谢运动的最终完结。
从实践上，或许可以说，新陈代谢运动起始于1960年代的日本，结束于新世纪的中国。新城是中国日新月异变化的一个缩影，也和曾经的日本形成有趣的比照。这个目前GDP世界第二的国家，浓缩了日本——那个曾经GDP第二的国家几十年的缩影：经济起飞、产业持续快速增长、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环境污染和治理、民族自我认同的纠结、地产泡沫、人口老龄化。日本当初几十年的变化历程，被浓缩在以中国以新城建设为代表的短短十数年之中。
与城市规划师更为全面、理性和实际的视角不同，建筑师更注重个人思想的表达。建筑师眼中的城市乌托邦，是单体建筑组合形成的原子裂变，释放出巨大的想象能量。而新陈代谢运动，终究是过去建筑师主导城市建设的规划模式的一部分，更为细致的社会分工使得建筑师已不再过多参与城市尺度的设计。同时，目前中国的城市也不再有那么多造新城的机会。以个人理想表达为特征描述城市宏大蓝图的规划建设方式，已成绝唱。
尽管丹下健三、黑川纪章、菊竹青训等日本建筑师形成了扎实的城市理论研究传统，但新一代的日本建筑师们，更愿意用理论研究关注微观的、更贴近建筑尺度的实践。对本地的居民，即城市空间的最终使用者来说，他们更多关注个体的体验。在市场化原则下，空间的生产和消费，将城市宏观的理想让位于具体的、可消费的个人选择。城市使用的客体也告别了曾经激情四溢的六十年代的宏篇大论，进入了消费主义主导的小时代。
我曾和本地一位建筑学的学生聊起黑川纪章那一代建筑师。他说现在的学生基本不会去翻历史上那些各种城市主义的大部头，提起日本，往往也都是伊东丰雄、安藤忠雄等人较新的、具体的建筑作品。从建筑史上看，建筑师的城市乌托邦情结，可能只是某个时代的一段乐章。尽管卡尔.曼海姆说过：“今天的乌托邦很可能变成明天的现实，各种乌托邦都经常只不过是早产的真理而已。”但像新陈代谢运动那样的乌托邦城市愿景，很可能不会再像是昨天的设想那样了。
（作者系城市规划师）